晓霜 ||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

文/ 晓霜

那天早晨，我像前几天一样，在一楼的小餐厅吃完早餐，又在翻看当天的报纸，用心在广告栏上找着住处，并记下电话号码，准备一会儿再去看房子。这时，南非来的一位留学生走进餐厅，他也是两、三天前刚来温哥华UBC读书的，名叫赛特尔。

“小东西，你还没找到住处？我昨天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公寓， 明天就可以搬进去了。” 他高高的个子，可是舌头又短又硬， 发不出我名字的声音，便叫我“小东西”。我有些心不在焉，眼睛仍盯在报纸上。我知道他找的房子，房租可能会高于我每月的助学金。

这时，匆匆走进一位身穿乳白色风衣的女人，头戴着一顶漂亮的大帽子，风度翩翩。我辩不出老外的年龄，看上去大概有三十多岁吧！她显然是来找赛特尔的，看见我便友好地朝我笑笑。

“这是莎伦，教育系的博士生，我的同事。”

“这是小东西，刚从中国来，正愁找不到地方住。” 赛特尔给我们互相介绍。    

“你可以去学生宿舍办公室问问有无空位？”  莎伦关心地说。

“早订光了。” 我扫兴地回答。    

“你要是不在乎的话，可以住我的宿舍，只是我的东西都在那里占地方。” 她毫不犹豫有非常不经意地说。 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 

她见我发呆，又解释了一句，她马上去东部，这学期不会回来，赛特尔马上要送她去机场。    

“多少房租？”我生怕她敲一笔，让一个毫不相识的外国人搬进自己的房间，我有些不敢相信。    

“不要房租了，我的东西都在里面，没有住，我也一样交房租，这学期的已付清了。” 她友好地说着。把她的地址，钥匙都留给了赛特尔，让他带我去。并嘱咐了一些事，诸如，洗衣房，信箱在哪里。

见面不到三分钟，她便匆匆地赶飞机去了。她去东部收集记文资料，顺途要去看望丈夫。行前，她把自己的汽车留给了赛特尔，把她的房间钥匙留给了我。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，我感到有些惊讶和神秘，来不及道谢，一转身她便消失了。

我把行李箱搬进她的宿舍。这间宿舍不大，十几平方米，屋里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书架上摆放着一些可爱的贝壳和玩具，衣橱里摆得整整齐齐。

厨房兼客厅以及水房是几位学生公用的。法学院就在这幢高楼后面，从宿舍到教室，走路也只是几分钟。没想到一周的失落后，会遇到这样一位热心人。她给予的空间，使我在温哥华的生活安顿下来。

当然，第一学期的留学生活是毫无轻松可言的。这里省略几千字。为了放松一下，刚放寒假，我便跑到美国旅游了一圈。可买到的便宜机票必须在十二月三十号回加拿大。那天我一人在路途中，过往的城市充满了过节的气氛。人人都是回家过节，而我呢？孤零零的，只有影子伴随着我。

再回到温市，我搬到了刚申请到的学生宿舍，与莎伦同在一个宿舍区，两幢楼紧挨着。根据学校的房租，我取了现金，留在她的桌上，并写了一张感谢卡。忙乱之中，却忘了写下新居的地址及电话。

圣诞新年节日期间，校园里很少行人。晚上宿舍楼里更是死寂一般。我住的那个单位，除了我以外，几乎没有任何人，心里真有点恐惧感。好在读书，写paper，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在等着我，只能埋头学习。

新年晚上，我正在孤灯下读书。突然，电话铃声响了，我有些欣喜若狂，一个陌生，但却柔和的声音，是莎伦！

“过来喝杯茶好吗？” 她邀请我。

几分钟后，我们便见了面，她按礼节，拥抱了一下我，对我说：新年快乐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仔细端详对方，除了她柔和的黄发，幽深的蓝眼睛外，我没感到任何的陌生。

 她一边从旅行袋里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圣诞蜡烛，一边忙着为我倒茶。她点上蜡烛，屋里顿时有了一丝过节的气氛。

“想家吗？”她关切地问。

 这似乎正击中我的致使处，眼泪便一串子地落了下来。

她走过来，象个大姐姐一样，又安慰地拥抱了我一下。“离家那么远，过节又不能见到亲人，一定很难过的。 但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。” 她很理解地对我说，你现在有我这个朋友了。

喝了几杯茶，她慢慢地告诉我一些有关她身世的故事，更多的事情，当然是我以后才知道的。

她出身加拿大东部，父亲是个酒鬼，在她几岁时，父母便离了婚。她十八岁结婚，嫁给了一个中学老师，业余画家。她自己当了多年小学老师，但是不甘心生活的清贫和一年年重复的工作，便回到学校读书，读了硕士，又在中学任教几年后，决定到温哥华UBC读教育系的博士学位。她比我大十二岁。

她的先生，仍然在加拿大东部。他们分居几年，但是感情一直很好。她很爱丈夫，一周给他一封信，或寄一盘磁带。她希望尽快毕业，找到工作，把先生接来。她的和善和爱心是不用表达而自然显示出来的。

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慷慨相助，也因为两颗同样寂寞的心，我们一下子便感到很近，像是多年的朋友。

读累了一天书， 我们常在一起喝茶。有时是在我宿舍，更多的是在她的宿舍，因为她的宿舍我们都很熟悉， 而且景色更美。从她的宿舍窗口可以看到远处温哥华的城市灯光，还可以看到海湾的一角，以及斯坦林公园和大桥。

有时，莎伦把灯光调得昏暗，喝着茶，听着音乐，看着远处的景致，这是很容易让人入梦的。往往这时，我们都不再说话，只是看着远方，各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大概半小时，一小时后，我们又要回到各自的书本里去，便互道晚安。

那时，她正在写博士论文。平时，我也忙于功课，除了Tea Break，我们很少在一起。但傍晚与她一起饮茶的时光，常常是最轻松的时刻。

周六，我喜欢睡个懒觉，算是对自己一周的补偿。起床后，便又要去读书了。莎伦喜欢早起早睡，而我喜欢熬夜。周六清晨，她常去温哥华市的格蓝维小岛，到那个小岛市场去转转，买点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在小咖啡馆吃点早餐。她标准的早餐是一个小面包，一杯茶。

 不知方向的外出，总让我感到疲倦。我一反常态地喜欢安静，不愿出门，宁可独自在宿舍发呆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是在担心没读完的书。

莎伦多次邀请我去小岛，我总是婉言谢绝。一个周末，我刚懒洋洋地起床，准备去图书馆。突然，莎伦来了！她穿得很漂亮，还化了点妆，平时，她是很少化妆的。

我问她，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啊。

“Let’s make it special!” 她笑着说。

然后，她十分客气地问，能不能邀请我去城里转转。她说，不能只是读书，有些时候要款待她一下自己。

见她这幅神情，不知是被她的情绪感染了，还是没有理由再次拒绝，我便也穿上一件外套，随她出了门。

她驾车把我带到格蓝维小岛，这个小岛市场有各种各样的鲜花，蔬菜，食物丰富。小岛市场外的海滩，海鸥成群， 海湾对面的青山上绿色葱葱。小岛旁，有不少停泊的小帆。

我们在临水的一家小咖啡馆坐下，一人要了一份早餐，还有一杯必不可少的茶。看着窗外美丽的景致，任凭海鸥在我们的身边飞来飞去。

“真美！” 我由衷地感叹。

莎伦温和的眼神中忽然闪过一道忧郁。“ 真希望在这里留下来，可是找工作很难。” 她叹了一口气。我第一次知道，她开始为毕业后的工作而担心。

 她先生辞去教职，马上要搬到温哥华来。一是想结束牛郎织女的生活，二是想专心绘画，追求他的艺术。

可是，这个城市物价，房租都很贵，找工作又难。

下午，我们转到温哥华市的English Bay，这是莎伦最想居住的地方，走出公寓，便可以到海边散步，临街便是咖啡小馆，商店，生活很方便。这些公寓里面也都是装饰讲究，布满鲜花，绿草，充满情调。她觉得应该给先生提供这样一个优雅的环境，能启发他的艺术灵性。当然，房租是很贵的。

傍晚，市中心已是一片灯光了，我们乘渡船到North Vancouver看夜景。在渡船上发现温哥华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魅力。灯光是那么灿烂，又是那么神秘而详和，让人感到生活在灯下的人们是这般宁静，爱好和平。我心底里的一种不安和焦虑，忽然被这美丽的夜景融化开了。

从此以后，星期六上午，我便常与莎伦去格蓝维岛，去吃早餐，并购置一周要消耗的食品。

不久， 她真的在English Bay租了二室一套的公寓，高高兴兴地迎接她先生的到来。她搬出了校园，离我远了，见面自然也少了。她曾两次邀请我到她家做客，看到她精心布置的小家，她先生的画室，还有待完成的油画，我真为莎伦高兴，她盼望已久的也就是这样的日子啊！我怕打扰他们的宁静，没车来往也不太方便，所以很少再见到他们了。

直到我离开温哥华的那一天，莎伦与她先生来为我送行，他们穿戴整齐，先生穿了西装，郑重其事来向我道别。我有些伤感，毕业后我们恐怕很难再见了，但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法学院的学生一挥手，便没了行踪，从此，再也不会相见。但面对莎伦，天性中软弱的一部分又在这种情景下显露出来。

莎伦和她先生执意要把我送到车站，我们有些回避彼此的目光，在我挥手上车前，她猛然回头，泪水顺着她的脸庞流淌下来。这时，我感到远离了一位最亲近的朋友，又开始了孤独一人的生活。

离开加拿大，来到美国北卡继续我的留学生生涯。一周后，便收到了莎伦的来信。字里行间充满了温馨的情谊。“时间会很快过去，等你毕业了，回到熟悉的故土，再回头看今天的生活，会是何等的一番经历。”她还写道：“飘荡的生活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体验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。”

她那美丽的语言，更是她那颗美丽的心，鼓励安慰着我孤独的灵魂。

相距更远了，也是彼此忙于生存，除了重要的日子寄张卡片，通话也很少了。但在心里还是会常常想起她的，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遇到难处，也常想起她说的那句话：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。

后来，得知她没能在温哥华找到工作，到加拿大东部工作了一年，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。

我在美国法学院毕业前夕，莎伦到校园来看望过我一次，这次见她明显地苍老了很多，身体也略微有些肿胖，她准备到美国来找工作。当时， 我马上要去纽约华人街上班，她劝告我：纽约是个可怕的地方，没有生活质量，要小心。我心想，生活对于我来说还只是生存，谈不上质量。

我们为彼此祝贺。她也马上要进行论文答辩，终于可以走出校园，去挣一份薪水，可以支持她先生画画。这便是她多年的期待，她自豪地寄来一些她先生的作品照片，的确他很有艺术天赋。

没想到，莎伦从美国回去不久的一个夜晚，忽然打来电话，告诉我，她正在收拾行装，准备来投奔我，她先生突然要与她离婚。

“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, 我能不能去找你？” 她带着哭腔。

我正抱着一本厚厚的书，正在准备参加纽约律师资格考试。她的一通电话，使我心神不宁，只是为她着急。

“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 我安慰她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在这里听你说。” 这时，我知道，我既不是律师，也不是法官，不能为她作任何判断，她需要的只是一个朋友去倾听她的诉说和委屈，我只想告诉她，我在那里，当她需要的时候，我总会在她的身边，就像当年她时时在我身边一样。

他们分居了一段， 还是离了婚。艺术家的任性，经济的拮据，使他们的生活变了样。

这时，我正在纽约工作，莎伦也在美国找到了一份教职。那个感恩节，她到纽约来看我。

她又是面目一新，戴上了那顶漂亮的帽子，就像七、八年前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样漂亮。

“我过去害怕一个人生活，现在终于也学会了独自生活。” 她微笑着，生活的灾难并没有把她压垮，但多愁善感的她，在美国独自生活，一定有很多苦衷，我想。

“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。” 我重复着她曾对我说过的话，不知怎地，眼角却有些湿润。

 莎伦现在加州湾区的一所大学任教，我周转了地球几圈，也回到了加州，我们都在这里安了家。她在山里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，我自然是她美丽城堡中的常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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